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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田制”與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轉移

來源:萬方期刊網  時間:2016-07-04 10:32:00  點擊:

“股田制”作為現行農地經營制度的一項重大創新,四川、山東、廣東、福建、浙江等地方已經開始試行,這種最新的探索很好地解決了土地分散與 農業 現化、分戶經營與產業化、小生產與大 市場 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矛盾。本文認為,“股田制”的實施有助于我國 農村 過剩勞動力的轉移。
一、“股田制”概述
1、“股田制”的內涵
(1)定義所謂股田制,也叫做農村土地股份制,是指在明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家庭承包權、放活土地使用權的基礎上,以土地承包 合同 為依據,以土地收益為基數,以土地使用權做股,使得按人承包的土地集體所有變為社區農戶的土地股份共有,再經過公開競爭投包經營的一種土地制度。 LWLM編輯。
(2)內容堅持農民自愿,讓農民作為集體成員對土地的經營權作價入股,建立“土地股份公司”,在土地入股過程中,實行土地經營的雙向選擇(農民將土地入股給“公司”后,既可繼續參與土地經營,也可不參與土地經營),農民憑借土地承包權可擁有“公司”股份,并可按股分紅;“公司”則作為財產的法人主體,將土地既作為一種價值化的資產,可直接投入生產經營中實現增值;又可作為一種資本投人,實現土地資本經營的企業化、集約化、市場化,從而較好地促進土地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三權分離”,更有效地合理配置資源,努力提高 經濟 效益,真正使國家、集體、農民三者都找到合理定位和合法的利益保障。
2、“股田制”的產生
廣東南海市土地股份制改革試驗開始于1992年。南海市實行土地股份制有其特殊的 環境 和條件。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掀起了經濟建設的新高潮,大量資本流入廣東,開發區大量興起,南海市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在土地征用過程中,地價開始飛漲,農民的“惜地” 心理 受到強化。而當時土地承包經營制導致的土地分散經營的格局導致了一系列矛盾。
(1)土地家庭承包制與農村 工業 化的矛盾。鄉鎮工業發展過程中需要解決區域集中問題,而在征用土地建立鄉鎮開發區過程中遇到農戶和經濟合作社的抵制;由于土地價格的飛漲,農民不愿意放棄土地,原來部分已經農轉非的農民還要求倒流回農村。
(2)土地的產權分散在自然村、農戶手中,制約著鎮一級和 管理 區對村鎮建設的統一規劃和統一管理,形成土地家庭承包不利于城鄉一體化的局面。
(3)農村土地被征用后,征地補償引起尖銳的矛盾。
(4)農戶分散經營,戶均耕地僅為2.9畝,而且好壞搭配遠近插花,難以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和現化。
然而為了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必須打破土地分散在農戶手中的局面,集中土地實現土地的集約化利用。但是采取土地國有化的政策,剝奪農民的承包權和社區集體的土地所有權,勢必引起強烈的 社會 矛盾,而采取贖買的政策, 成本 又太高。只有采取一種農民參與、共同獲利的制度改革方式,才能避免上述矛盾,而土地股份合作制恰好能滿足土地集約化利用又讓農民共同獲利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可以將土地集中,土地價值按股份界定到人。對農村而言,土地集中有利于城市化的發展。對農業而言,土地集中有利于產業化的實現。對農民而言,一方面可以享受股份分紅,從而使農民享受土地增值帶來的收益;另一方面,土地集約利用使農民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可以從土地中轉移出來從事第二、三產業。土地股份合作組織的建設以社區為基本單位,將討價還價的范圍限定在社區之內,容易形成“集體的一致行動”。
1991年底,南海市羅村鎮下柏管理區把股份合作制引人到農村土地經營體制,首先進行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試點。該管理區轄4個自然村,1748個農業 人口 ,有水田1600多畝,旱崗地和宅基地2000多畝。實行股份合作制后,把已經分包到戶的土地和集體組織的其他財產統一集中到管理區的農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然后按年滿16周歲以上的農業人口分配一個土地股份。16周歲以下的分配半股的標準折股到人。公司保證按國家當年糧食收購價格的80%每人每月供應25公斤稻谷,每年給予每股400元以上的現金分紅。全區土地集中后.管理區把土地劃分為基本農田保護區,工業開發區和商貿住宅區,統一規劃,統一開發。農業基本保護區按照特定的經營項目對專業隊進行定額承包。1993年初,南海市進一步擴大了試點范圍,增加了里水鎮沙涌管理區和平洲區夏北管理處洲表村兩個試點單位,各鎮區自發組織了14個試點單位,并決定在全區范圍內分四批鋪開土地段份合作制改革,到1994年底全市共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組織1590個,占區社總數的96%。
截至2000年,南海市已經先后建立農村股份合作組織1870個,其中以村委會(原管理區)為單位組建集團公司191個,占該是村委會總數近80%;以村民小組為單位組建股份合作社1678個,占全市村民小組的99.8%。
從南海市1992—2000年的經濟發展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績效明顯:促進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農業結構調整,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促進第二、三產業的全面發展農業勞動力的轉移;農村集體經濟實力增強,使大部分村社有能力為農民提供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從實踐上看,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地方政府、社區、農民“共贏”的制度安排。
1994年4月,廣東省政府決定在珠江三角洲由點到面地推廣土地股份合作制。繼廣東之后,福建、浙江等沿海省市也開始進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試點。

二、“股田制”與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轉移
1、我國農村勞動力現狀
(1)農村勞動力數量龐大,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
我國農村目前勞動力大約為5億人。按照現在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規模條件,農村只需要1億勞動力,另外鄉鎮企業和農村 工商 業約能容納0.5億勞動力。因此農村有3.5億勞動力,這其中有1.2億常年外出打工,余下的2.3億則滯留在農村。同時,我國農業資源相對匱乏,龐大的農業大軍與有限的耕地結合在一起,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伴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化,農業生產力的不斷提高,農村過剩勞動力的數量必然越積越多,形勢越來越嚴峻。(2)農村勞動力素質較差
在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學 文化 程度的人占到44%,初中以上的占56%,其中高中以上的占11%,大專以上的占0.4%。而美國農民大部分是從州立農學院畢業的;法國7%以上的農民具有大專文化;德國6.7%的農民具有大學文憑;日本農民中5%是大學生,高中畢業生占74.8%。顯然,我國農村 人力 資源 現狀不能適應知識經濟時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
(3)農村勞動力空間分布狀況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
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基本態勢由東向西逐步遞減,東部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中西部地區比較落后。也就是說,東部地區經濟水平高,農村非農產業發達,因而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強。中西部地區經濟水平低,非農產業發展緩慢,因而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弱。
(4)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化緩慢
從就業結構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尚未從根本上改變以農業勞動力為主的傳統結構。1978年我國農村勞動力中,農業勞動力占就業比重為90%,到1998年仍占70.26%,20年間只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
2、我國農村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的 歷史 原因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出現是有其歷史淵源的。縱觀市場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其工業化過程總是與城市化相伴隨的,工業在不斷地吸納農業原料,促進農業商品化的同時,也不斷把農民吸納到工廠轉化為產業工人,農村地區在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下就必須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為城市提供大量的農產品,城鄉經濟也漸趨于協調。而我國在進行工業化的時候,國民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缺乏原始資本積累的基礎上采取了依靠剝奪農業剩余,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特殊的工業化道路,而且 lwlmpage工業 的優先發展選擇的是“重工業”。相對于輕工業而言,重工業與 農業 的產業聯系少,對農業的拉動效應小,對農業 人口 的吸納能力相當弱,因此,在我國工業化過程中, 農村 勞動力進入非農部門的數量很少。此外政府為保證工業化的進行,從政策上嚴格限制了農業人口的流動,因而形成了今天工業比較發達,農業相對落后,城市居民少,農村人口多的“二元”局面。
3、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原因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原因決不僅僅是因為農村勞動力數量龐大,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對農業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具體原因有以下幾點: LWLM編輯。
3.1我國國情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客觀基礎
人多地少,是我國農村最大的問題。隨著國民 經濟 快速發展,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開發區、實驗區不斷興起, 交通 、城建、廠礦等各種基建占地不斷增加,導致土地不斷減少,而人口還在增加,農業生產根本用不了這么多勞動力,實際上是半耕半閑,存在大量的富余勞動力。
3.2比較利益的驅動
(1)產業比較利益
農民首先感受與關注的是農業比較利益。與非農產業相比,與城市二、三產業相比,農業比較利益均偏低。一方面,我國各類的糧食單產可以說都高于世界水平,也就是說土地生產率高,可是因為還不到規模經營,勞動生產率卻很低。近年來,由于糧食購銷改革出現曲折反復,糧食等農產品的流通不暢,價格連年走低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使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減少,城市與農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在傳 統計 劃經濟體制下,農業產業被分割,農業部門留下產中環節,將增值的加工和運銷環節歸讓 工商 部門,實行多部門“條條” 管理 ,中間環節多,交易 成本 高,致使農業比較效益低,成為 市場 農業發展的體制障礙。農業比較利益偏低是一種客觀存在,當農民意識到這一點就會產生強烈的離農傾向。
(2)地區比較利益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現象早己存在,東中西梯度至今不僅沒有改變,相反有繼續擴大的趨勢。地區性收入差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另一個基本動因。
鄉鎮工業發達的地區,也有少數人流向外地,其中一個重要驅動因素,是他們在外地城鄉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西方古典推拉理論認為,勞動力遷移是由遷入與遷出地的工資差別所引起的。現推拉理論認為,轉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還有更好的職業、更好的生活條件、為自己與孩子獲得更好的受 教育 的機會,以及更好的 社會 環境 。現階段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驅動力是農業低收入,本地非農就業機會缺乏,對本地社會條件滿意度低等多種因素。
3.3工業化的動力
隨著我國工業化的發展,工廠的設立和不斷擴大,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需要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應,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擺脫出來,轉入工業生產。從農村勞動力變為工人形成農民減少的動力。
3.4農業生產的推力
農業生產裝備與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使得農民的體力得以延伸,為單個農民種植更大范圍的農田提供了現實可能性。農業向集體化增長方式的轉變,農業吸納勞動力能力下降,形成農民減少的推力。
3.5城市的吸引力
農民在農村收入水平低,生產和生活條件差,城市是 政治 、經濟、科技 文化 和教育的中心,是綜合性的經濟社會活動密集地,工作機會多,收入水平高,工作生活條件好,一個農民一年中即使中在城市工作部分時間,也比他在農村工作一年所獲得的報酬多。
城市化的要求在于通過人口、經濟、科技等資源的集聚,不斷提高現化,實現空前巨大的集聚效益和規模效益。農村勞動力正是適應這種 歷史 要求向城市轉移。許多新興城鎮和經濟開發區的崛起,民工是拓荒者。平地起高樓,是他們一磚一石砌起來的,功不可沒。城鎮上新興的各類服務業,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工廠里的累、臟、險工種,大商場大公司的售后服務機構派出的人員,絕大多數是民工在干。有許多人進城已四五年、七八年,城市的發展離不開他們,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也融入了城市社會。
4、“股田制”有利于推動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轉移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是增加農民收入。而農民收入的高低與農民數量的多少密切相關,因此,要想富裕農民,就必須減少農民,這已成為越來越多的人們的共識。在當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諸多制約因素明顯的情況下,必須尋找有效途徑加快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轉移。“股田制”作為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創新形式,在我國各地的實施已經證明其強大的生命力,本文認為,實行“股田制”是推動農村過剩勞動力轉移的有效方式。
4.1實施“股田制”建立具有現產權制度的土地制度有利于推動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轉移
(1)現行的土地產權制度阻礙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轉移。
在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為流動提供了比較利益的制度前提,促使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然而,現在卻成為妨礙農村土地流轉,阻止農業規模經營,將千萬農民與土地束縛在一起的“臍帶”。加快農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已是迫在眉睫。否則,中國原本已十分緊張的人地矛盾將更加尖銳,農村剩余勞動力將處于要轉移但又進不了城,留下來種地但又無基本利益保證的艱難境地,從而造成土地資源的極大浪費。
土地制度從實質上說是土地產權制度,是社會對以土地為對象的各種權利的安排和規定,并借以影響和激勵人們的行為。在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不變的條件下,能否合理劃分多種產權界限,理順所有權和使用權之間的關系,規范各產權主體的行為,直接影響廣大農民的積極性。現行土地產權制度還未完善,農民獲得的土地產權遠遠不是完整的和有保障的。現行土地產權制度的缺陷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土地所有權主體事實上模糊。我國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是集體,這一點在理論上、 法律 上是明確的,但集體這個所有權主體,在事實上又是模糊的。集體的邊界具有極大的彈性。集體所有實質上應該是集體成員共同所有。而集體成員有進有出,有生有死,處于經常變化之中。究竟是靜態上的集體成員所有,還是動態上的集體成員所有,沒有明確。二是土地產權期限不足。農民持有土地期限的長短是由國家規定的,且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家庭承包制實行以來,為了滿足農民對土地使用期限的要求,國家先后規定5年、10年和30年不變的承包期。盡管土地使用期限是不斷延長的趨勢,但仍然表現出土地使用期限不穩定性和可變性的內在特征。三是由于目前國家還沒有明確賦予集體和農民土地的最終處置權,因而使土地的流轉趨于凝固化,影響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轉移。盡管中央允許土地使用權依法轉讓,但農民仍然沒有通過法律的形式獲得土地權益的保護,也就是說農民不能作為土地占有者自由使用、轉讓、出租土地。同時,目前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制度缺乏對轉讓(放棄)地權(土地承包使用權)者進行合理經濟補償的成熟規定,被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就可能蒙受一種轉讓(放棄)地權而造成的額外經濟損失,這進而阻礙了農民徹底離開土地。因此,盡管現時農村大部分剩余勞動力在脫離農業務工經商的同時,仍然需要繼續保留農業承包地的兼業狀態,這就造成土地資源和 人力 資源 的極大浪費。也勢必成為農村過剩勞動力轉移的障礙。
從西方國家的發展歷史來看,他們大多數都對傳統農業進行了改造,都出現了農地制度的調整和變遷,經歷了從限制土地流動、保護小自耕農,到建立土地市場、鼓勵土地流動的轉變過程。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本文認為現階段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則應是明確土地所有權,在穩定承包制的基礎上放活土地使用權,增強土地經營功能,打破平均承包制,促使土地使用權流轉,實現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 lwlmpageLWLM編輯。的優化配置。“股田制”作為一種創新的土地制度形式無疑是一個比較合適的選擇。
(2)“股田制”的產權特點有利于推動 農村 過剩勞動力的轉移
針對現行農地產權結構的缺陷,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和基本方向應特征是土地股份化。農民不愿失去土地,本質上是不愿失去生存的 保險 ,而這恰恰成為土地流轉的障礙。實行“股田制”,讓農民作為集體成員對土地的經營權作價入股,建立“土地股份公司”,在土地入股過程中,實行土地經營的雙向選擇(農民將土地入股給“公司”后,既可繼續參與土地經營,也可不參與土地經營),農民憑借土地承包權可擁有“公司”股份,并可按股分紅;“公司”則作為財產的法人主體,將土地既作為一種價值化的資產,可直接投入生產經營中實現增值;又可作為一種資本投人,實現土地資本經營的企業化、集約化、 市場 化,從而較好地促進土地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三權分離”,更有效地合理配置資源,使國家、集體、農民三者都找到合理定位和合法的利益保障。既保證了農民的 經濟 利益,又促進了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轉移。
土地資源的重組引發勞動力資源重組,推行“股田制”后,保障了農民對土地的收益權,使土地的承包權與經營權從原來不可分割關系轉變為可分離關系,不僅為部分有資金有門路的農民放棄對土地的“依戀”提供了條件,而且也為那些由于 農業 受益低,期望從事二、三產業的農民解決了后顧之憂,使他們從被“束縛”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一心一意從事二、三產業,加快了農村過剩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實現了勞動力資源的優化組合;另一方面,農民擁有土地股權以后,不論自己是否仍然從事農業,土地怎樣開發利用,用于農業還是發展二、三產業,土地增值有多大,都可以憑股參加集體收益分配,并得到 法律 上的永久承認和保護。這使得農民與集體在物質利益的聯系上更加密切了,農民對土地實物的觀念將會逐漸談化,比較容易放棄土地承包,退出承包土地,將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轉移到非農產業,遷居到小城鎮落戶,有利于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轉移。
4.2“股田制”的實施推動了農業產業化進程,有利于農村過剩 人口 的轉移
從農業產業化的角度分析,“股田制”的實施有利于農村過剩人口的轉移。前文已經論述了“股田制”的實施有利于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農業產業化對我國農業問題的解決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實上,農業產業化不僅是我國農業發展的方向,而且也是擴大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轉移農村過剩人口的有效手段。
農業產業化以市場為導向,以加工企業或合作經濟組織為依托,以廣大農戶為基礎,以科技服務為手段,將農業再生產過程聯結為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實現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引導分散的農戶小生產轉變為 社會 化大生產。這是農業系統內與系統外市場機制相結合的資源配置方式;是市場農業自我積累、自我調節、自我發展的基本經營方式;是以多元參與者主體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經濟共同體。在產業一體化經營條件下,農業再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已不再孤立,成為緊密相聯的產業鏈條的不可分割的一環。在這里,“農”是指包括種植業、養殖業、微生物開發利用及其他特殊生產在內的“大農業”;“工”是指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加工企業;“商”是指與農產品運銷有關的國內商業和對外貿易;“產”是指初級產品的生產和成品制作;“供”是指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的運銷,包括收購、集貨、儲藏、 運輸 、批零銷售。把一個農產品升格為一個系列,使農業成為包括加工、流通在內的完整的產業系列。這就使農業從原來的第一產業領域擴大,涵蓋到第二、第三產業領域,促進了新興產業的形成,把一、二、三產業有機地結合起來,有效地擴大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門路,促使農村勞動力在農業、農村內部就業。各地的實踐也證明,在專業化生產的基礎上大力發展農業產業一體化,通過農業產業一體化方式延伸農業產業鏈,增加農產品附加值,不僅由于其特有的利益共享機制使農業生產的利潤更高,還由于農業產前、產后產業的發展,拓寬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門路,大幅度地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農業產業化,是近期和中期內實現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轉移農村過剩人口的有效手段。
4.3“股田制”的實施可以提高農民素質,有利于農村過剩人口的轉移
英國 社會學 家英格爾斯在《人的現化》一書中指出:“發展最終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質方面的改變,這種改變是獲得更大發展的先決條件和方式,同時也是發展過程自身的偉大目標。”農村過剩人口能否轉移成功歸根到底還是取決于農民自身的素質。
(1)農民自身素質低成為農村過剩人口轉移的障礙
農村勞動力素質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農村勞動者具有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總和,它是勞動者身體素質和智力水平的統一,具體表現為身體素質、科學 文化 素質、技術業務素質、 政治 思想素質等。人的身體素質一般可從體力和精力、生命力和壽命等幾個方面來衡量。文化科學及技術業務素質體現為智力,智力水平反映在勞動者認識客觀事物的深度、正確性和敏銳程度上,也體現在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速度和質量上。智力水平既與先天生理因素有關,更與后天的 教育 訓練有關。影響勞動力素質的因素有優生優育狀況、營養水平、教育水平和文化、體育、衛生、 藝術 事業發展狀況及普及水平等。身體素質、政治思想素質是基礎,科學文化素質、技術業務素質是勞動力就業競爭中最重要的因素。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農外就業和企業等單位吸收勞動力是一種雙向選擇的過程,這種雙向選擇的機制決定了一個勞動力要從農業向非農行業轉移,必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質和綜合能力。目前,在勞動力轉移中存在著嚴重的低素質屏障,主要是指文化素質低、技術素質缺、 心理 素質弱、競爭意識淡和創業意識差所決定的轉移主體對職業的低競爭力和對 環境 的低適應力,從而使轉移受到阻礙,致使大量的過剩勞動力轉移不出去。因為勞動力市場對勞動力資源素質的要求,已由過去單純的體力型向專業型、技能型轉變,就業市場競爭日趨激烈。
由于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低,即使就業也只能選擇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崗位。比如,大多數民工目前在城市里,主要從事城里人不愿干的最累、最臟和最苦的活,這些工作的報酬一般也都十分微薄。進城務工的農民大部分沒有穩定的收入和足夠的經濟實力,穩定的收入和穩定的工作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穩定的工作,就不會取得穩定的收入,就不會有維持城市生活的經濟來源。打工收入雖然高于種田收入,但工作環境艱苦,生活質量較差。勞動的回報難以提高,而勞動收入少又反過來抑制農村勞動力實現轉移的熱情。
我國加入WTO后,農業生產受到了較大的沖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更加嚴峻。在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占到44%,初中以上的占56%,其中高中以上的占11%,大專以上的占0.4%。而美國農民大部分是從州立農學院畢業的;法國7%以上的農民具有大專文化;德國6.7%的農民具有大學文憑;日本農民中5%是大學生,高中畢業生占74.8%。顯然,我國農村 人力 資源 現狀不能適應知識經濟時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因此,提高農民素質是農村過剩人口能否成功轉移的關鍵。而提高農民素質的關鍵又在于加大農村教育的力度,搞好農民教育。
(2)“股田制”有利于農民素質的提高
雖然我國很早就提出了“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窮也不能窮教育”的口號,但由于多種原因,我國教育 投資 狀況卻一直不盡如人意。據有關 調查 ,全國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中,鄉鎮負擔78%左右,縣 財政 負擔約9%,省地負擔約11%,而中央財政只負擔2%左右。在 基礎教育 中,農村小 lwlmpage學和初中的平均經費都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02年, 農村 小學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為城市平均水平的40%。另外,農村義務 教育 經費總體短缺,公用經費更是極缺。據 調查 ,我國約有一半的縣生均小學公用費用支出不足10元,18%的縣不足30元。另外,據世界 銀行 提供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在中國農村的各項基礎 投資 中,教育投資對減貧的作用位居第一,排在第二、第三的是通訊和 農業 科技推廣,道路、 電力 、 水利 等位居其后。 LWLM編輯。
由此可見,教育對于農民擺脫貧困,提高素質,增加對未來的職業選擇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資金短缺卻成為致命的障礙。對此,本文認為,在農村實施“股田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一矛盾。對于農村集體組織而言,“股田制”的實施實現了農村土地的集約化利用,農村集體組織作為財產的法人主體,既可將土地作為一種價值化的資產,直接投入生產經營中實現增值;又可作為一種資本投人,實現土地資本經營的企業化、集約化、 市場 化,還使得集體與農民的利益都找到合理定位和合法的利益保障,從而使得農村集體組織能更有效地合理配置資源,提高 經濟 效益。經濟效益的提高必然使得農村集體組織的 財政 支出能力得到提高,因此,在此情況下,作為農村義務教育的主要投入者,農村集體組織必然有能力對農村教育給予更多投入。另外,由于農村集體組織以企業的形式經營全村資產,企業的效益與職工的素質有著明顯的正相關性,所以農村集體組織也有動力對農村教育給予更多投入。由于實施“股田制”的農村是農業產業化鏈條上的關鍵一環,作為專業化生產的組織必然需要其職工具有一定專業技能,所以農村教育不僅局限于義務教育,而且還包括 職業教育 。因此,無論是成年勞動力還是未成年人的素質在農村集體組織的大力投資下必然會得到提高。
對于農民而言,“股田制”將農民的集體成員權益用股份形式表現出來,作為股東的農民通過獲得股金紅利享受土地經營收益。而且農民還有權選擇繼續參與土地股份公司的經營還是從事其他職業。不管怎樣選擇,農民的收入必然會增加。教育是最重要的 人力 投資,也是農民能獲取較高收入的基本保障。農民在收入增加的同時,對其人力資本的投入也會增加。因此,農民的素質會有所提高。
總之,“股田制”的實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村教育資金短缺,使得農民的素質在較多的教育投入下有所提高,增強農村過剩勞動力轉移的能力。 lw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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