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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中國經濟聚焦消費拉動

來源:萬方期刊網  時間:2016-07-04 10:32:00  點擊:

正確處理內需和外需的關系是“十一五”時期亟需解決的棘手 問題 之一。立足于擴大國內需求,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重大戰略方針;預計“十一五”期間 經濟 平均增長速度將保持在8%左右,我國將進入一個比較穩定的 發展 通道之中,成為一個在全球經濟中舉足輕重的經濟體。但這一前景的實現,是建立在內需增長特別是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基礎上的。 中國 經濟增長將開始從前二十年的投資拉動型向消費拉動型轉變。

    一、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

1. 消費需求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投資、消費和外需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十五”期間,中國投資和出口持續快速增長,經濟增長呈典型的二輪驅動特征,而消費卻始終處于蓄勢和調整狀況。在投資、出口需要調整的情況下,“十一五”期間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中將發揮領跑的作用。這是因為:
①外需增長動力減弱。1980——2004年期間中國出口持續高速增長,在全球主要出口國中的排序迅速上移。200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超過萬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三大出口國和進口國。2002年至2004年,中國貿易依存度年均提高十個百分點。如果照這樣的速度發展下去,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將遠遠偏離正常水平。隨著部分產品比較優勢的變化、貿易摩擦高發期的到來和基數較大后增長減速等因素的出現,前二十多年出口對增長所起到的顯著帶動作用今后有可能減弱。從外資看, 目前 在一些高增長的行業中,外資的比重已經較高,同一行業中有多家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上激烈競爭;這種狀況使外商投資 企業 近兩年在中國市場上的盈利水平持續下降,而且這種趨勢還在繼續。競爭加劇和盈利空間縮小,會減弱外資進入的動力。目前來看,未來幾年外商在華投資仍然會保持較大規模,但增長速度會明顯降低,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帶動力會下降。外需留下的缺口,必須依靠內需來彌補。
②投資增長己近極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可以說是一種GDP資本超分配和投資拉動主導型的發展模式,即依超低廉的勞動力和快速集中的土地資源,在短時期內迅速形成和積累 交通 、城市基礎設施、廠房、設備等 社會 和產業資本,從而推動經濟高速增長。2004年投資在GDP中比重已經上升到51.3%,按今年一季度的投資增長率,2005年全年可能會超過53%。過高的投資率,加劇了資源的緊張和短缺,加大了物價上漲的壓力,使經濟運行繃得過緊。如果按照現在的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益的增長模式繼續走下去,“十一五”期間的資源、能源瓶頸制約將更突出,中國經濟增長也將因此走入死胡同。因此,“十一五”期間,我們必須實現從投資型增長向消費型增長的轉變,否則就會爆發生產過剩危機。
③消費已經積攢了充足的動力。2000年,消費和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只有0.79個百分點,而到2003年兩者的差距則擴大到4.09個百分點,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下降。2001至2003年間,GDP年均增長10.8%,而最終消費總量年均增長6.7%,比GDP增長慢4.1個百分點。這說明,這一時期經濟的啟動主要依靠的是重化 工業 和投資部門的自我循環,國內消費處于明顯的積累期。根據經濟學 理論 ,投資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拉動經濟0.2%,而消費每增長1個百分點,則可拉動經濟0.8%,是投資的4倍。從目前國民經濟核算情況看,居民消費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相當于固定資產投資率提高1.5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消費增長的快慢直接 影響 經濟的增長速度,對經濟增長具有非常突出的拉動作用。
目前,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僅為53.6%,而全球平均為61%,低收入國家為70%,中等收入國家為59%,高收入國家為61%。因此,在經歷了較長時期的調整后,“十一五”期間,啟動消費的體制和政策時點將會出現。
2. 充實居民消費 內容 、推動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是實現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的重要動力。發展經濟的終極目的是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居民整體生活水平和質量是否上升,不僅要看生存性消費,還要看發展性消費和享受性消費是否得到同步擴展。我國現階段的居民消費貢獻率和消費結構都還有很大的差距,與歐美國家相比,歐美等發達國家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70-80%,消費支出中吃穿用、汽車、住房、 旅游 大體各占1/4,并且住房、旅游的支出比重還在不斷提高。發展中國家消費率也在50%左右,而我國居民消費率只接近50%。因此,擴大消費、促進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是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二、制約消費需求的因素 分析

1. 城鄉居民收入相對減少,制約了居民的即時消費。改革開放后城鄉居民收入有明顯增加,1978年至2000年的20多年間, 農村 居民人均收入實際增長了3.4倍,年平均增長8.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2.1倍,年平均增長6.2%;到2001年末,全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比2000年末增長14.7%,增幅比2000年高6.8個百分點,全年儲蓄存款比2000年多增478億元。至2002年上半年,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突破8萬億元大關。單從數字上看,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是很快的,但實際分析起來,居民的收入進入90年以來其增幅明顯少于80年。主要表現在: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增幅趨緩,實際購買力下降,我國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幅度從1993年的9.5%下降到1997年的3.4%,199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僅4.6%,比1996年回落了4.4個百分點,1998年呈繼續下降的趨勢。二是收入分布極不平衡,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由于一些企業虧損嚴重,下崗職工已突破1000萬,其相應收入明顯下降,導致城鄉貧困人員不斷增多,制約了城鄉居民的即時消費。
2. 消費率偏低,投資率偏高,影響消費需求的擴大。我國近些年來市場有些疲軟。據全國商業信息中心對全國市場主要商品供求情況的分析表明,供過于求的商品:1995年為14.6%,1996年為9.1%,1997年為31.8%,1998年為33.8%,1999年為80%,2000年為79.6%,2001年為83%。市場商品供過于求,反映居民消費需求不旺。其原因在于,長期以來,消費率(最終消費率)偏低,因而使居民消費率偏低,影響消費需求的擴大。我國最終消費率:“六五”時期平均為66.1%;“七五”時期平均為63.4%;“八五”時期平均為58.7%;“九五”時期平均為59.5%;2001年為60.6%。造成最終消費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我國的投資率偏高。我國投資率之高,是世界上罕見的。我國1980年為35.2%,世界平均為25.4%;我國1990年為34.7%,世界平均為24%;我國1995年平均為40.8%,世界平均為22.8%;我國1997年為38.2%,世界平均為22.9%;我國1998年為37.4%,世界平均為22.4%;我國1999年為37%,世界平均為22.9%。我國投資率不僅高于絕大多數國家,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多個百分點。正因為長期以來,投資率偏高,消費率偏低,據世界銀行資料顯示,2002年世界消費率平均水平為80.1%,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即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如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消費率分別為81.2%、78.8%和68.9%,而我國的消費率明顯偏低,僅達到58%,這是與經濟發展水平很不相適應的。大大削弱了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3. 就業不足以及就業前景的不樂觀制約了消費的有效增長。相關資料表明,目前我國7億多勞動者中一半以上沒有充分就業。在城市,由于國有企業改革造成大批職工下崗,雖然一部分下崗職工經過培訓獲得了再就業機會,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職工處于失業狀態。與1995年相比,2001年全國國有單位在崗職工數減少3000多萬人,下降32.2%;城鎮集體單位在崗職工數減少近2000萬人,下降59%,兩者合計減少了5000多萬人,下降38%。城市就業機會的減少也影響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使農村勞動就業形勢進一步惡化。同時,人口 自然 的增長也對就業問題造成巨大壓力。20世紀90年前5年,新增勞動力絕對量年平均1250萬人,后5年1450萬人。如果按國民經濟每年遞增8%,僅能吸納640-800萬人就業。可見勞動力供需差額之大。就業問題的另一壓力來自農村剩余勞動力。目前我國農村約9000萬至1.3億剩余勞動力,隨時都會形成巨大的民工潮。這些民工在1996年以后的經濟調整中,約有50%在城市找不到合適工作,多數人滯留城市,加重了就業的壓力。因此,城鎮就業不足和就業前景不樂觀制約了居民的收入增長,從而進一步影響人們消費支出的增長。
4. 供給結構不合理,影響了消費需求的增長。一是,在產品結構上,新產品開發落后于市場需求變化,如在家電消費熱過后,新的消費熱點出現斷檔。在城市居民一般性消費基本滿足之后,沒能及時面向農村市場,開發、研制和生產經濟實惠的適合農民口味的產品。結果一方面造成部分產品“企業高積壓、農村低普及”的情況,另一方面也使農民的購買力得不到充分體現,難以從根本上啟動消費需求。二是,營銷渠道不暢,限制了消費需求。我國消費品流通渠道主要以小商販為主體,在經濟日益發展的今天,這種以自發性、流動性、小規模和手工勞動為特征的傳統營銷方式,難以承擔起維持社會商品零售額持續增長和啟動新的消費熱點的艱巨任務。我國農村有近10億人口,市場潛力巨大。據有關部門測算,1997年農村居民可形成的購買力達2.55萬億元,而實際形成的購買力卻只有1.4萬億元,結余購買力1.15萬億元。究其原因,除了對農民的消費特點和商品需求結構缺乏深入 研究 以外,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農村銷售 網絡 和營銷方式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三是,消費商品價格定位不合理,限制消費需求的增長。目前,我國部分商品如住房、汽車、正規廠家生產的服飾及其他名牌產品等的價格定位較高,與大多數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太大。這種超出一般家庭承受能力的高價位,既影響人們的即時消費能力,又給一些假冒偽劣產品提供了生存空間。同時一些與此相關的服務性項目收費標準也較高,遠遠超出了居民的實際購買力,也抑制了消費需求的拓展。
5. 流通環節不暢,阻礙消費需求增長。之所以說流通環節是影響我國消費需求的一個主要因素,是因為我國目前尚處于經濟體制的轉型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夠完善,行政性壟斷、地方保護主義、緊張的工商業關系、落后的流通方式等等一系列的問題無形中阻斷了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天然聯系,導致了潛在的市場需求不能有效地轉化為企業利潤的增長。由于人為的原因,無法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地方政府畫地為牢、各自為戰;流通產業散、亂、差問題嚴重,導致零售和批發企業被迫展開低層次惡性競爭;平均利潤攤薄,難以進行技術創新和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又進一步導致工商業之間債務增加,關系緊張,信任度降低,難以給消費者提供優良的產品或服務。可以說,流通的本質就在于貨盡其流,物盡其用,用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完成商品從生產到消費的“驚人一躍”,而我國流通產業的不發達狀態顯然難以勝任這樣的角色。
6. 城鄉二元結構不利于擴大消費需求。城鄉二元結構是影響我國消費需求的另一個主要因素。是當前制約消費增長的最大的國情。2003年,城鎮居民消費占居民消費總額的57.6%,呈上升趨勢,農民消費只占42.4%。其份額逐年下降。凱恩斯消費函數指出影響居民消費有兩個因素:可支配收入和邊際消費傾向。根據中國社會 科學 院經濟研究所去年初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自從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已連續7年低速增長,不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1/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由上世紀80年中期的1.8∶1,擴大到3.1∶1。理論界對于城鄉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誰大誰小,尚沒有明確的結論,實證研究時采用不同的 方法 會得出不同的結果。采用跨年度方法 計算 得出的結論是農民消費傾向明顯低于城鎮居民:采用城鎮居民收入與消費分等資料,以及農村分省的收入與消費資料進行回歸,結果顯示除1991年、1995年之外,其余各年城鎮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都不及農村居民。由此說明,邊際消費傾向的形成機制比較復雜,傳統消費理論認為低收入階層具有較高的消費傾向不能徹底解釋中國的現實,而且提高邊際消費傾向的政策取向在實施中效果如何尤未可知。
7. 我國城鄉居民的心理制約因素限制了有效需求的實現。目前,我國居民普遍存在“惜購”、“喜存”現象,居民“喜存”并不是因為手中的錢多,相反是因為錢不夠用或擔心不夠用才儲蓄。近幾年,我國行政機構改革由中央逐步向地方深入擴展,并且在住房制度、醫療制度、勞動保障制度、 教育 、勞動人事及國企改制等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明確規定取消福利分房和大包大攬的公費醫療。這些改革措施的出臺一方面抑制了即時消費,使人們不得不為將來的子女就學、生老病死、住房購置甚至是下崗失業而儲蓄;另一方面嚴重影響了人們消費預期,尤其是在現階段,隨著國企改革的繼續深入,下崗人數不斷增加,而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安全網”覆蓋面較窄,消費者普遍對自己的預期收入持謹慎態度,感到實際收入下降,預期支出增加,使得傳統的儲蓄動機進一步強化。因此,在就業、社會保障等與人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解決之前,居民不僅不敢花手中的錢,更不敢花明天、后天的錢,居民的這種防范意識客觀上抑制了消費需求的擴張。

lwlmpage三、推動居民消費增長的政策建議

(一)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強全 社會 的消費能力。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刺激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關鍵是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保持比較快的增長。居民實際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 影響 著居民實際消費能力的升降。
1. 圍繞提高農民收入,擴大 農村 消費需求,進一步深化農村 經濟 體制改革。應繼續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以增加農民收入為重點,切實做好以下工作:(1)通過農業結構和組織結構的調整, 發展 優質、高效、高附加值農業和農業產業化經營,使農民分享由此帶來的增加利益。(2)通過推進稅費制度改革和降低或免除農業稅,減少農村稅費負擔。(3)通過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放開糧食收購市場,改革補貼方式,把通過流通環節的間接補貼改為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增加農民的種糧收入。(4)通過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完善土地征用辦法、補償標準和補償機制,建立健全失地農民就業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保障農民就業安全。(5)通過繼續清理和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政策,推動大中城市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加快城鄉一體化和城鎮化進程。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將增加“農轉非”居民的消費支出。
2. 圍繞增加城鎮職工收入水平,調整分配格局,繼續推進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1)提高城鎮各類人群的收入水平。完善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實最低工資制度,保證困難人群基本生活;進一步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層的人口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包括各種類型企事業單位 科技 人員、經濟管理人員及技術工人等;機關單位在機構改革和精簡人員基礎上,也要提高工作人員的工資水平。(2)加大分配格局調整的力度。一方面,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以保證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不致降低;另一方面,提高累進稅,對高收入群體的收入進行再分配;適當增加對社會低收入人群的財政轉移支付;對部分確實困難的地區,國家應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手段,增強其對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救助功能,從而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會平均消費傾向,擴大消費需求。
當前特別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收入水平。建立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 企業 職工工資與國民收入及經濟效益同步的正常增長機制,逐步解決居民收入滯后于經濟增長、滯后于預期支出的局面。
重點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改變低收入階層缺乏支付能力的狀況;增加消費者的有效消費需求。傳統消費 理論 認為這部分人邊際消費傾向最強,約占農村人口的80%、城市人口的10%,約有6.9億人,2億戶家庭。他們的消費處于溫飽有余、向小康邁進的階段。恩格爾系數在50%左右,是收入水平較低、但邊際消費傾向最高的群體。培育這部分人的消費需求,要從提高他們的購買力水平入手,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還要特別注意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在我國城鄉居民中,城鎮人口占36%,農村人口占64%。而在居民消費構成中,2000年城鎮居民占54.8%,農村居民占45.2%,農村居民所占比重從“六五”期間的64.0%、“七五”期間的58.7%、“八五”期間的50.6%降到“九五”期間的47.8%。農民占消費市場的份額日益減少,與農民的人口比例形成巨大反差,這與近幾年農民的收入增長幅度逐年下降有著直接的關系。如果使占人口64%的農村人口達到 目前 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就意味著我國市場的規模比現有的擴大近3倍。城鄉居民的有效需求,特別是最大的消費群體——農民的有效需求將成為市場經濟運行的決定性力量。因此,培育國內消費需求,首先要培育這個潛力最大的消費群體。
(二)著力解決就業 問題 。就業問題是我國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僅僅從消費需求的角度來講,如果就業不穩定,即使是在業人員也會謹慎消費。待業、失業人員的消費水平更可能絕對下降。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提供的數據,從就業規模來看,1990年至2001年,我國從業人員規模從6.5億人擴大到7.3億人,增加8000多萬人。從就業結構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從1990年的18.5%提高到2001年的27.7%,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所占比重由60%下降到50%。從再就業情況來看,1998年至2002年上半年,全國累計有國有企業下崗職工2600多萬人,其中1700多萬人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實現再就業,國有企業從業人口從7500萬人減少到5000萬人。可見,刺激消費在擴大就業上大有文章可做。
就我國國情來說,發展中小企業、發展第三產業、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新興產業、加快城鎮建設等等,都是增加就業的重要門路。目前新增就業機會大部分由民營中小企業提供,1990年至2001年,城鎮個體私營經濟組織的就業人員總量增加了近3000萬人,相當于同期城鎮新增就業的40%以上。但是許多領域民營企業受到市場準入的限制,失去了許多發展機會,使潛在就業不能變為現實的就業崗位,所以國內民營企業享受“國民待遇”的問題,也是改善就業前景所必須采取的措施。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高峰期。據 中國 社科院預測,2006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峰值。今后幾年,全國城鎮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人,另外還有1400萬下崗失業人員。如果經濟增長保持8%左右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多萬就業崗位,加上補充 自然 減員,可以安排就業1000萬人左右,每年勞動力供求缺口仍在1400萬人左右。就業是民生之本。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把擴大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位置,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千方百計增加就業崗位,這是十分正確和非常及時的。
總之,要加快改革當前的就業機制,使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盡快形成,使就業形式日趨靈活多樣,就業規模不斷擴大。
(三)處理好投資和消費的關系,逐步提高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即提高消費率)。目前,我國的投資率偏高,而消費率又偏低,在這兩難的情況下,既要重視中央財政資金的投入對拉動經濟增長的杠桿作用,又要充分認識到中央財政資金在啟動消費中的重要支持作用。近年來,我國政府為了拉動經濟增長,投入了大量的財政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建設,成效顯著。但這種大規模財政資金的投入,對啟動消費市場的效應并不太明顯。為此,首先,單純依賴政府擴大財政資金的支出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啟動投資需求問題,我們必須大規模地啟動民間投資,通過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帶動加 工業 投資規模的擴大,進而拉動消費市場。其次,中央財政政策應由單純啟動投資轉向啟動投資與啟動消費并重,采取措施調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第三,較大幅度地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標準,從而提高他們的邊際消費支出。第四,要注意發揮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四)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改善居民消費預期。由于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善健全,相當多的居民消費者對未來預期不穩定,即使收入總額增加,也不愿增加當期消費,而為可能出現的失業、醫療支出等進行儲蓄。此外,家庭支出的不確定性加大,如子女 教育 支出增加,也導致即期消費減弱。為此,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改善居民消費預期十分緊迫。一是繼續鞏固“兩個確保”,規范和完善城市“低保”工作;二是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提高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的社會保險參保率,完善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辦法;三是完善社會統籌和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四是妥善解決關閉破產企業退休人員醫療保障問題;五是積極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五)完善消費政策,改善消費環境。認真 研究 居民消費心理與消費行為變化 規律 ,從消費者的角度出發制定消費政策,為消費者服務,不斷提高消費者的福利水平,以不斷增加消費者利益,提高消費效益為政策的出發點。制定有效的消費政策并將其納入經濟增長長期政策之中。消費需求在短缺經濟條件下主要隨投資的變化而變化,而且由于當時居民存在消費“饑渴癥”,因而,擴大投資必然會帶動消費的增長。在消費品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的過程中,居民的消費行為變得逐漸理性成熟。消費行為方式的轉變使消費需求開始脫離投資需求對它的決定性影響。消費需求成為經濟運行中的獨立變量。因此,要從根本上調整發展戰略,由過去政府主導的投資推動轉變為由政府引導的消費拉動與投資推動,把最終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清除一切抑制消費的政策措施,對消費政策進行適時調整,要轉變消費觀念,增強消費者信心,使政府啟動內需的各項政策達到預期效果。
要擴大居民消費,就必須有良好的消費環境。因此,要加強消費環境的建設,強化對市場的管理,完善消費政策,切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一是加強對市場秩序的整頓和規范,努力創造健康安全的消費環境;二是清理和修訂不利于消費結構升級的 法律 法規和政策,清理各種名目的不合理收費;三是完善信貸消費政策,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步伐,進一步擴大信貸的規模和領域;四是探索擴大居民最終消費的新方式新途徑,刺激即期需求增長,引導和拉動消費需求增長。
(六)增加有效供給,擴大消費熱點。根據國內市場國際化和消費結構升級的新形勢,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生產優質價廉的產品,滿足城鄉居民需要。首先,要培育和壯大“精神內需”。消費需求除了物質消費,還應重視“精神消費”。未來消費的重點是“三產”,因為“吃喝”消費是有限度的。培養和引導消費高品位的、符合各種階層的文化產品,如 音樂 會、國際表演、大型比賽等。應提高國內科技文化的檔次和水平。其次,啟動民間投資,以投資促消費。投資是最好的消費,投資是消費的保證,投資是消費不竭的動力。高收入階層更愿意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投資,他們急于找到適合自己投資的領域。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無論是現有投資還是未來投資,高收入家庭都把目標瞄準了股票,他們中有26.2%已投資于股票;有16%已投資于商業和服務業;8.4%投資國庫券。再次,壯大“中產階層’,提升中低層次居民的消費能力。這是提升我國消費整體結構的關鍵。由于收入水平越低,消費需求就相對越高,所以增加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將對促進整體消費帶來較大效用。而“中產階層”是我國消費的主體部分,他們的消費行為對我國整體消費狀況的影響是最大的,對這一層居民消費的啟動將直接關系到宏觀調控的成敗。目前國內缺乏一個厚實的中等收入階層,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厚實的中等收入階層,將難以形成拉動內需的主動力。因此,必須通過加快城市化進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造就一大批中等收入階層。大力發展勞務消費,特別是提高高層次勞務消費在消費結構中的比重。人們的享受需要和發展需要的滿足,主要依靠勞務消費來實現。高層次的享受需要和發展需要的滿足,能促進人的身心健康和今面發展,從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質。
(七)建立健全個人信用體系,發展信貸消費。要針對居民消費的多樣性,重點抓好連鎖店、超級市場、倉儲式商場、購物中心等 現 商業業態的健康發展,滿足不同的消費需求。同時要建立健全個人信用體系,建立對個人資信狀況、信用等級的專業認證機構,為發展消費信貸創造良好的法律和制度基礎。國家消費政策要為居民消費提供更為寬松的政策環境,應盡快完善分期付款、抵押貸款等信用消費辦法,降低消費信貸門檻,簡化貸款手續,發揮 金融 機構在推動居民消費升級中的作用,促進住宅、汽車、大宗耐用消費品等萬元級與數十萬級商品消費熱點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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